同學們，
我離開台灣、來倫敦進修的生活，已經漸漸步入尾聲了。過去這段日子，不再需要忙碌於教學、研究，也使得我有機會抽離地看待過去幾年在學校裡的所見所聞。但距離越遠，卻也讓我越加焦慮於繫上、學校、乃至於台灣學術體制短視地追求效率及實證主義獨霸的走向。身為大學時期追隨流行而轉入社會學領域的我，我很清楚兼容並蓄、百花爭鳴的開放態度、以及理論思考的魅力，才是當時社會學之所以能夠吸引各式學科背景的人帶槍投靠、並在校園裡帶動風潮的原因。而今，越來越建置化的台灣社會學主流，卻寧可將這樣的學術地位拱手讓給在他們眼中不夠嚴謹、紮實的文化研究。但相對於對現有學術體制走向的疑慮，其實我更焦慮的是，做為未來台灣社會中堅的你們，現在就已經呈現出來的老態：現實、自私、冷漠、疏離。我在你們身上越來越看不到理想性，這讓我對未來感到悲觀。但我並不絕望，所以我決定動筆寫這封信。我所要說的是，其實社會學、乃至於政大社會學繫在校園裡、在社會上的地位如何，不隻身為老師的我們有責任，你們也有責任。
先從一個和你們最切身的事情談起。記得我剛到繫上任教時，最不能習慣的是所裡研究生們上課時的沈默與被動。以致於後來的幾年，我在每一門研究所課程之初，都得從各種角度說服你們上課要多發言參與討論。其中一個論點就是，我覺得你們過於溫情主義。我看到的是，你們非常在意同班同學的感受、逃避衝突，而寧可放棄學術研究的理想、精神－－為了追求知識、真理而思辯的熱情。這熱情裡應是要讓你們勇敢地站出來捍衛自己所相信的對文本的理解、對思想、價值的信仰。乃至於，我常說，社會學經常做兩種比較研究來打破我們處在社會中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的態度。其一是同一個社會的跨時代比較研究、其二是同時代不同社會的比較研究。我相信，你們也應該在我課堂上看到了其他系所同學的參與，而發現這樣的溫情主義並非理所當然，也不是你們的唯一的選擇。
甚至我也跟你們說過，輕易地以留面子給其他同學、而不提出自己對他的質疑，這才是真正的自大與傲慢。想想，在跟對方有所意見交換之前，你又憑什麼這麼確定他的看法、解讀是錯誤的，乃至於他需要你留面子給他，而絕對不可能是你自己錯了呢？但我在你們的沈默裡，看到的只是跟現實、跟社會妥協。那一刻你們所面對這個社會不大，就是課堂上的同班同學而已。你們寧可為了這個小社會的和諧而犧牲了學術研究的精神、理想，果真如此，我又怎麼能夠期待，你們有一天會願意抱持著社會學的批判態度，去對抗大社會裡的不公平、不正義呢？還是你們寧可等待風潮起來，安全地當一個潮流的追隨者、甚或是搭便車的人呢？果真如此，你們又如何能夠期待在校園裡、在社會中，人們敬重會你們是政大社會系所畢業的社會菁英、會敬重社會學、學術研究的所應發揮的影響力呢？
你們告訴我，你們有各種私人的因素，諸如，成長背景、修課負擔、生命階段等等而不參與系務，但我卻又經常不經意地得知你們對系務、對老師們以力服人的作風、對學科發展方向的不滿與抱怨，但你們大多也僅止於這樣私下、口頭上的埋怨而已。這景象，對我而言，就像是新亭對泣，只是徒然相互打擊對這個系所、對這個學科、學校的認同，以致和其他同學一起越來越冷漠、疏離而已。你們只是等著有個人來帶領你們，連讀書、寫論文也是如此。只閱讀老師上課開列的書單、要老師幫你們評估研究主題的可行性，而不是勇敢地自己去挑戰艱難的原典、去探索你們有興趣投入的研究領域、去說服全世界你的解讀、詮釋、還有你選擇的研究主題是有價值、有希望的，以及說服大家接受、相信你的研究發現與主張。隨之，我也無法想像，等你們畢業以後，你們對這個系所、對這個學科還會留下多少認同、多少感情。
在知識上，你們可以朗朗上口地說出社會學的基本問題是結構與行動之間的複雜關係，但你們卻在行動上卻宣告著只有結構、沒有行動，行動是不可能挑戰、修正結構的。即使真的有機會改變結構的話，也得交由一個沒有來由、不世出的英雄來帶領。你們輕易地把別人的行動力與實踐解釋為個性、成長背景、生命經驗、生涯階段使然。而忽略了對社會學的信仰、從不覺得有必要把知識跟行動、把社會學跟你們的生命結合起來。社會學對你們來說，彷彿只是一門學科、乃至於僅僅是謀生的工具，而且還是一個不太有經濟效益、不太有生計保障的謀生工具。社會學從不是你們的生命態度。如此一來，我又如何能期待你們在藉著社會學知識、藉著政大社會系所的文憑找到工作以後，能夠突然不再繼續順從體制、不再斤斤計較於個人有幾篇SSCI與TSSCI的論文發表、何時升等，乃至於如何能夠不只是藉著社會學、藉著學術研究來累積個人的資源、利益、追求自己的社經地位呢？你們猜想，那時候你們會不會也因為要適應、順從體制，決定捨棄沒有直接利益的教學、而選擇比較有效率、利益的研究呢？（要是我也跟你們一樣，又怎麼可能花時間寫這封信叨叨絮絮地來說服你們呢？）
我記得，顧忠華老師在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卸任演說時，提出了公共社會學的主張。但我看到的是，就像是C. Wright Mills所說的，社會學要不因著抽像的理論而與社會現實隔離，要不就是自閉於高深研究方法的象牙塔。坦白說，我也因此很懷疑你們如何可能找到對你們的生命有意義的研究主題，來寫就一本讓自己喜歡的碩士論文，更別提對社會、對學術有何貢獻了。
扣緊樂生療養院的事情，我並沒有要你們都非得反對樂生療養院的拆除不可。但你們可曾花些時間瞭解工程單位、新莊居民、樂生療養院居民等等，他們各自的意見呢？我確實沒有要你們非得正氣凜然地贊成或反對某一方的立場。而只是期待你們付出一點點時間、關心一下這整件事情。因為，研讀社會學，卻一點也不關心社會，那麼，社會學對你們的意義會是什麼呢？
樂生療養院的事情，不禁讓我聯想到我講授社會學課程時用過的一本補充教材－－尾瀨朗的漫畫書《家》。這本漫畫書的故事是改編自1960年代日本東京成田機場興建前後，所引發的一場橫跨三十多年的抗爭。機場原來的預定地，其實並非成田機場的現址。不令人意外地，對於預定地的決定，人們總是以事不關己的態度袖手旁觀，反正只要不要蓋在我家就好了。等到事情落到自己頭上，才來抱怨別人事不關己的冷漠態度。這就如同我們大多數人對貢寮興建核電廠袖手旁觀一樣。如今，你們對樂生療養院的態度也是如此，要不覺得這是工程專業的事情、要不覺得這不干你們的事。但你們卻忽略了Habermas如何藉著溝通理性、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等概念，對科技官僚統治(technocracy)進行了什麼樣的批判。我深信你們之中的許多人都多少知道Habermas說了些什麼，但除了用來應付考試、寫論文以外，Habermas的說法對你們有何意義呢？
在此，我願意更清楚地說說我自己對樂生療養院事件的看法。有人說，不應該因為五十個人，而犧牲五十萬人的利益。其實這說法也很類似於我們對待貢寮鄉民的態度，我們用全台灣人的經濟利益，要求貢寮鄉民接受核電廠的興建，就如同我們要樂生院民接受療養院的拆除一樣。要不，我們認為核電廠、捷運的興建與否、樂生療養院的拆除與否，該交由工程師、學者、專家來幫我們做決定。但其實在另一方面，學術文化界與知識份子如果以樂生療養院的歷史、文化、學術意義而片面要求新莊居民接受捷運工程的改弦更張，這也一樣是暴力。乃至於沒有溝通的投票，也仍然是多數暴力而已。對我而言，這個事件是一個讓我們學習溝通、妥協、折衝的機會。一樣引用Habermas的說法，我會說，溝通，而不只是數人頭，才是民主的精髓。而Habermas的理論究竟是不是蛋頭學者不切實際的空想，這端賴於你們決定把這套說法當成學術討論、理論解讀的議題而已，還是試著在生活中、社會裡去努力實踐它，進而讓理論、學術和現實產生對話。對我來說，社會學也是如此。你可以選擇讓社會學知識、社會學系所文憑僅僅做為成就你個人社經地位的工具，也可以讓它成為你的生活態度、生命哲學的指引。你可以繼續心虛地不知如何說服別人學習社會學的用處，也可以決心藉著你的實踐讓人們尊重你花了幾年的時間、精力所培養的專業。
藉著一個不同於今日你們的選擇，我相信政大社會學系、乃至於社會學的地位，也將逐漸有所不同。至少，我可以確定的是，只要你們繼續冷漠、疏離，政大社會學系與社會學的地位，絕對不會有所改變。這是我對結構與行動之間關係的認識，也應該是社會學這門學科早就教給你們的。因為，我也很確定，社會學並沒有告訴你們，面對結構，行動是毫無可能的。不是嗎？那麼，為什麼你們卻藉著冷漠、疏離、與私下抱怨等等的舉動，一再地否認行動的可能性呢？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黃厚銘
